而针对不作为提起的给付或者确认之诉却是没有诉讼时效限制的。

[6] 可见，以自然法观念为基础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案件、解释宪法的惯例，其所作出的先例性判决又影响着本院和下级法院对日后案件的判决，从而，这种自然法观念成为一种非文字文本的宪法，无形的制约和影响作法官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转化为：美国是否存在一部不成文宪法？这一问题一般是针对宪法对具体条款下的特定问题而言的，如根据宪法第九修正案，是否存在法院可实施的未列举的权利。

[21] 由于释宪者是国家授权的解释宪法的专门机关，它们在从事解释活动时除了要受到一般法律解释规则的约束之外，在说明一个宪法条款的含义时还必须遵循宪法解释所特有的严格规则的限制。前者认为，法官应当以价值无涉的方式适用现存的宪法，因此只有在宪法有明文规定时法院才能从事司法审查。宪法解释这种权威性能够保证宪法文本在变迁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宪法解释学是宪法学的核心，宪法解释学又主要涉及宪法解释的方法和宪法适用的技艺，而宪法文本变迁又关涉到宪法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持宪法权威、以及如何调适宪法文本自身与其所处的社会文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宪法解释自然应当成为宪法文本变迁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模式。[10]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对司法的职能及其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态度，也就是司法消极主义与司法积极主义。

然而这种变迁应当是渐变的而不应当是突变的。其中的各种宪法文本的权威性来源是有所不同的，句法宪法不会因为它说了某事而具有权威，因为句法宪法没有说任何事情，它可能具有某种权威是因为那些未解释的符号以符合是否是权威宪法而进行检测的方式被制定出来。首先，行政立法的民主参与度愈高，立法的时间要求愈宽松。

于立深．行政立法不作为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2) :74。（参见：李建良．试论一般给付诉讼之适用范围[J]．律师杂志，2000(254) :41-42.）[21]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2003年8月1日废止。有时，行政立法既需要同级机关的协同，又需要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协同。在满足此一前提要件的基础上，才能进入到对立法不作为状态是否存在的判断。

就如何保障公共利益，包括是否以立法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原则上系属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首先，事务性质愈新颖，时间的要求愈宽松。

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均需贯彻此项宗旨，既不可乱作为从而积极侵害公民权利，也不能不作为从而消极损害公民权利。在立法实践中，很多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提议制定的，其草案是也是由行政机关拟定的。就是否立法，行政机关虽然拥有裁量空间，但是，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来自社会的或者自然的严重威胁，陷于急迫的危险之中时，该裁量空间缩减，甚至可能缩减为零{4}。杨福忠．论授权立法中的行政立法不作为及其控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0。

除非发生极其特殊的情况，立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如，当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等突发事件危及公共安全时，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研究制定相关法律加以控制。在我国，行政立法被区分为职权立法、普通授权立法与特别授权立法三类。[44]2009年5月27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2009年5月27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只有将上述两类法律联结在一起才能够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3．区分法律草案之拟定主体法律草案是否由行政机关拟定同样也是影响立法速度的重要因素。

如果主张立法不作为不以时间要素为必备条件，而且仅从理论上观察，此类行为的确可以被评价为立法不作为。也就是说，此案涉及的是嗣后作为之违法，而非不作为之违法。

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公路法的决定》[49]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在审批过程中，再次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航空运输企业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并作了反复修改。在我国，立法计划习惯上以1年为限，而立法规划则为1年以上。但是，此种违法是实质违法而不是立法不作为之违法。除了上述强制性立法时限的规定之外，在我国还存在一种半强制性的立法时限规定，即立法计划和立法规划。在同时满足三个要件时，才能最终认定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成立。

违背法定程序所制定的法律是违法的，行政机关未予废除的也构成立法不作为。因此，实验性立法是最高权力机关授予国务院的一项特别立法权力，但同时又是国务院负有的一项特别立法义务。

就自始违法而言，行政机关从出台该法律那一刻开始就当然负有修改或者废除的义务。如，在山东莱芜发电总厂诉莱城区水利水产局案中{15}，争议的焦点是循环冷却水的含义。

[17]如，《行政处罚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核心概念，是行政法适用、解释和衡量的普遍原则。

《水法》[28]第34条第3款规定：水费和水资源费的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46]2002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2号公布，2002年10月15日起施行。二是法律对行政机关的补充性授权。2．区分授权法规范之措辞授权法规范的措辞表明了立法者的意向，也是影响立法速度的重要因素。

[49]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5号发布。我们认为，把握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怠于制定法律与怠于修改法律、怠于废止法律，立法不作为与实质违法行为、程序违法行为，立法不作为与立法准备行为、立法批准行为等几组范畴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该案背后却隐含着行政立法不作为问题。因此，本文对此要件略而不论。

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而对卖淫嫖娼却没有规定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

目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公安部《关于对吸食、注射毒品人员成瘾标准界定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有证据证明其吸毒，且查获时尿样毒品检测为阳性的，认定为成瘾。对尿样毒品检测呈阳性，但吸毒证据不足的，应进行尿样复检和进一步调查取证，有条件的可作药品（纳曲酮）催瘾医学试验，然后作出确认。即便是劳动教养监督，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固有问题，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而劳动教养的依据只是两个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行政法规，即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一旦发生错误，不仅直接侵犯了劳动教养对象的人身自由权，给其个人造成种种不应有的精神、物质方面的损害，而且会给其家庭、给行政机关的社会形象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4]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只有将其决定权从行政权转变为司法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同时，由于劳动教养法规本身不完善，给法院审理劳动教养行政诉讼带来极大的困难，法院大多对劳动教养案件作出维持的判决，导致现在已鲜有劳动教养行政诉讼的案件。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社会背景和环境的变化、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以及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它的功能、作用、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其未来的出路和走向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社会治安采取三级制裁体系—刑罚、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任务也由人民法院、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和公安机关三个部门分担。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少年收容教养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答复》规定，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少年收容教养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